这群县城考编的年轻人，等待重启

高跟鞋会被地板卡住，网络太差会让正在兴头的电影卡住，早高峰挤地铁时会被人群卡住。有这么一群年轻人，被自己的选择卡住。大学毕业后，他们希望获得一份有编制的工作，却被卡在了考试中。

最近，山西某乡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董博文终于敢大大方方走进单位，他刚结婚，“终于不用再被热情的同事拉着到处相亲”。考上乡镇事业编前，给他介绍对象的人并不多，偶尔的几次也都以失败告终，他自我分析是因为缺少一份稳定的体制内工作。

2019年大学毕业后，董博文考了两次研究生，均以落榜告终。回到县城老家，他决定考公考编，努力上岸似乎是二本院校毕业的他最好的出路。

同样，95后张靓在考公4年后上岸乡镇事业编，在那之后，她的人生仿佛点击了加速键，一年之内完成了相亲、恋爱、买房、结婚。偶尔路过一年前学习的自习室，还会恍惚，“不敢想象，现在竟然跟一年前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他们选择考编的理由

2024年是95后宋思凝考公的第7年。7年来，她的生活一直陷在学习、考试、落榜、学习的循环中。

2017年，山西某高校给排水专业的宋思凝大学毕业，原本在太原找到一份私营书店的工作，“虽然我不是学图书相关专业的，但很喜欢书店的氛围，没想到应聘竟然通过了”。

就在宋思凝去上班的前几天，却被爸妈喊回县城老家，在宋思凝的县城老家流传着一句话，“在体制内才是上班，其他工作都是‘打工的’”。

宋思凝并不想考公务员，给排水专业能够考编的岗位不多，她也不喜欢公务员的工作氛围与工作内容，但是父母无视她的意见，“你还小，并不懂得为自己的人生作规划”“难不成你要在外面一辈子给别人打工”。

相比宋思凝的被动，留在县城考编的董博文是主动选择，考研失败后，爸妈曾想托关系把他安排进厂，但董博文并不甘心。“毕竟有编制的工作在县城要稳定、体面许多。”

董博文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二本院校毕业的学生在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并不多，就算留在大城市，工资固然比县城高，开销也更多，“在县城，吃住都在父母家，之后结婚生子父母也会帮衬我，轻松稳定，幸福指数很高”。

2022年，李娟在陕西某县城开了一家自习室，原本担心生意不景气，只开了30个座位，没想到座位异常抢手，如今李娟已经将座位增加到110个，可每逢重大考试前，依然供不应求。

来自习室的年轻人，一半考研，一半考公，还有少量初高中的学生。一名计算机专业的女生告诉李娟，许多学弟学妹进入大学后就开始为考公、考研做准备了。

在宋思凝备考的7年，她感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县城考编的队伍，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考场上的年龄差距越来越大，有时大家一起交流，都觉得安安稳稳比什么都重要”。

除了个人选择，整个县城都洋溢着激烈的追逐氛围。

在县城的相亲市场，“工作在体制内外”也成为青年适婚人群的择偶标准之一，“你要是体制内的，大家都争着给你介绍对象。”宋思凝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宋思凝跟随父母参加亲戚的婚礼，叔叔阿姨常会根据孩子们是否考入编制给其介绍合适的对象。如果待业在家，一句“我的孩子正在考公”，也会让孩子的未来看起来“光明”一些。

每年的国考、省考以及家乡周边数不清的事业单位招聘考试，让这群回到县城考取编制的年轻人几乎全年都要埋头学习。

放弃是很艰难的决定

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后王文杰曾为了研究课题挂职于中部某县城政府机构。据他观察，年轻人回到县城主要有以下3方面的原因：一是大城市就业压力大、生活节奏快，他们渴望寻求更舒适、稳定的生活环境；二是家庭因素，家庭支持及照顾父母等原因需要他们回到县城；三是大城市发展饱和，县城以及广阔乡村反而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华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谈到，回到县城备考公务员的青年，有不少毕业于非“211”高校，出身于普通的家庭。当他们走出校门，尤其是面对着购房、职业发展等重重压力，发现在大城市中站稳脚跟对他们来说并非易事。此外，由于有的家庭通常缺乏长远规划的能力，这些青年在毕业后往往有各种现实困难。选择回到家乡，求得一个稳定的编制岗位，成为一条退路。

可这条退路并不好走。

董博文曾经跟好朋友同时报考乡镇不同岗位的公务员，同一套卷子，董博文考了56分，朋友考了54分，因为他报考的岗位竞争更加激烈，56分排名第13，而朋友排名第一。“如果我报她的岗位就是第一了。”

在14次编制考试落败后，董博文决定退而求其次，报考乡镇的事业单位，“虽然乡镇事业单位没有公务员待遇好，但好歹是‘上岸’了。我还年轻，可以继续考”。

并非所有人都像董博文一样想得开。

1996年的柴青本科与研究生均毕业于重点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她的室友有的去做了中学教师，有的去大学当辅导员，还有的在街道办做公务员。

早前，她向往更广阔的舞台。第一次参加西安市的公务员考试，柴青排名第四，距离进入面试只差一名。“我当时还在兼职工作，想着第二年全职备考冲一把，应该很有希望。”

柴青辞掉了兼职，可复习时间越久，压力也越来越大，“生活中只剩下备考这一件事，世界越来越小。”看着周围同学一个接一个考上，自己连面试都进不去，她不由得慌了神。

3年过去，柴青最终承认自己在考公初期有些“心高气傲”。她也开始接受家里相亲的安排。“我早晚都是要结婚的，相亲不是坏事，也是一种拓展人际关系的途径。”

相比柴青不断跟自己较劲，被卡住的7年里，宋思凝一直试图跟父母做对抗，但收效甚微。

考编前两年，宋思凝在政府见习岗(山西某地为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16-24周岁城乡失业青年以及符合条件的留学回国毕业生提供的政府兼职工作，只要符合就业见习条件都可以参加就业见习——记者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她所在的单位工作繁琐，让宋思凝对报考公务员更加抵触。

宋思凝一次又一次落榜。最初的一两年，父母全心全意无条件支持，但时间久了父母开始慌不择路地为她介绍对象。

2022年，表姐曾劝说宋思凝，实在考不上可以出去找找工作。可宋思凝坐在电脑前写简历却写了很久。

那是宋思凝第一次回看自己的考编生活，除了在县城政府见习岗的工作以外，没有任何值得写进简历的经历。她意识到长时间在家备考，让她完全跟社会脱节，也跟同龄人的步子差了好多。“我不想跟朋友见面，发微信，也不发朋友圈。我的人生好像只剩考公一条路，我压根不相信自己还能考上。”

李娟的自习室里，有许多始终未能如愿的年轻人，他们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铆着劲一条道走到黑？还是放弃？无论作出何种选择，都是非常艰难的决定。

李娟觉得他们似乎钻进了死胡同，长时间的备考和投入已经使他们付出了巨大的时间成本，“好像只有考上了才是对前期投入的回报，可考上编制人生就可以顺遂无虞了吗？”

“上岸”后，人生就可以顺遂无虞吗

王文杰十分理解年轻人对编制的追逐。对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更期望找到相对体面的白领工作。在县城中，白领岗位主要集中在体制内，例如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职业。

“可县城的编制名额毕竟有限”，以王文杰挂职的县城为例，该县城人口四五十万，大约有1万个编制名额。其中，公务员编制约1000个，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编制大约在2000-3000个之间，剩余的名额则主要分配给了教师、医生、国企员工等职业。这些编制名额的管理十分严格，竞争也异常激烈。在过去的5年里，该县城仅招录了大约100名行政编制人员。“这意味着，在这座县城，每年必然会有大量考生在编制考试中落榜。”

“很多人对于体制内的工作有滤镜，稳定的基调下也会有很多烦恼和不适。”根据王文杰的挂职体验，县城体制内的工作大多遵循照章办事的逻辑，日常运转主要围绕着基层琐碎事务。

董博文进入体制后，并没有如料想般过上舒坦的生活，他时常下基层跟老乡打交道，帮老乡处理生活中的各项问题，“都是些东家长西家短的事，但把这些问题处理好，并不容易”。他常常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下基层十几趟，半夜被从床上喊起来下乡处理急事的经历也不少。

董博文想起刚进单位时，老同事讲2022年抗洪救灾的故事。那时几乎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都上了抗洪一线，听老同事讲，吃住都在坝上，晚上冷风呼呼地吹，领导带着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来采访，没有一个人凑上去抢功，该搬沙袋搬沙袋，该巡防巡防，大家想的就是把身后的家园守住，不让群众的生命财产受损失。

董博文开始理解这个故事了。“跟老乡们在一起，就觉得自己有义务带他们过好日子，把老乡们的问题解决后的那种成就感和价值感，也并非其他人能体会的。”

现在的他真切地想帮老乡做点事情，让老乡们的日子过得好点，考走的计划也被搁置在一边。“当年跟我一起备考的同学各奔东西，有的跟我一样选择留在基层，有的还是决定往上考，也有受不了基层公务工作，选择辞职去大城市的。有时想想稳定也没那么重要，找到自己活着的价值才能过得舒坦。”

“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县城体制内的工作”，王文杰告诉记者，不可否认，体制内确实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使他们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体面就业和生活。然而，县城体制内工作也存在一些局限性：职业晋升“天花板”似乎隐约可见；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与大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年轻人需要适应县城的熟人社会结构以及琐碎繁杂的体制内工作内容，还需要在文化上进行适应和心理上的调适。“这些都是在考回县城前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在自习室，面对考编年轻人的纠结与迷茫，李娟常常会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她从未在体制内工作过，但她享受这种不确定性，乐在其中。疫情前她开了间民宿，疫情期间她将民宿转为长租房，疫情结束后，她选择回县城开自习室。现在她发现了新的商机，盘算着在县城开一间相亲工作室。“我的经历告诉我，人生不会被一条路堵死，这条路走不通可以尝试别的选择。”

王文杰建议县城考编的年轻人：首先，不盲目随大流，先审视自己，明确自己的优势与劣势，兴趣所在以及客观条件限制；其次，应考虑是否只有体制内这一条路可走。“当今社会，仍然有大量的岗位无人问津，体制外同样存在着众多的就业机会。体制外的工作确实具有不确定性，可无论什么工作总会有不如意的地方，积极调整心态、改善工作状态才能适应职场生存。”

夺回人生主动权

让柴青有了重启生活的念头，是因为收到一条消息：很好的朋友突然发生车祸去世。柴青很震惊，在寒冷的室外搓了搓手，怎么也缓不过来。当时她正在太原参加考试，无法赶回去参加好朋友的葬礼。

这件事也成了柴青心里解不开的疙瘩，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让她错过跟好朋友见最后一面？最初，她有些痛恨那些考不完的编制考试，她被这些考试困住，怎么也挣脱不开。

某一天，她突然觉得困住自己的，是执念：“考公并不能解决我人生所有的烦恼，即使上岸，人生还会一直有新的烦恼。考公要继续，生活也得继续。我不想再把全部生活留给考公，所有的事情都推迟到上岸之后再做。我要留一些时间用来生活，用来谈恋爱，用来感受生活的美好。”

宋思凝也想重启生活，她选择了及时止损。

2024年春天，宋思凝辞掉了外包客服的工作，每天待在西安的出租房里，妈妈担心她一个人，便赶来陪她。

宋思凝回想起自己与父母的相处模式，似乎一直处于这样的怪圈之中：他们担心我遇到困难时，总会想方设法给我帮助，但只要我接受帮助，他们又会反过来责备我。

宋思凝的妈妈同样作了艰难的决定，不再插手孩子的人生选择，“从小到大，是不是我把她惯坏了？要是在她小时候就放手多让她自己做点事情，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宋思凝无法把自己卡住的7年完全归咎于父母，“其实我的问题更多一些，很多时候我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我怕选错，也怕独自承担错误的代价，结果终究要独自面对”。

宋思凝用7年换取了不再考编的自由，可人生第一次拿回了主动权，她又陷入迷茫，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面对未来，我像个大学毕业生一样充满无限可能性。”宋思凝开玩笑地说。

一次跟朋友去live house(一种音乐表演的空间——编辑注)，她喜欢上了调音师的工作。“可我现在没有任何技能保证我胜任这份工作。这份工作需要个人审美和技能的积累，如果我去面试，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年龄太大，不值得培养呢？”朋友拍拍她的肩膀打断她说，去试试吧，先试试再说。

跟许多大学毕业生一样，宋思凝的2025年充满各种可能性，不同的是，7年的时间，让宋思凝比任何人都明白紧握人生主动权，将人生的选择权紧紧攥在自己手里的珍贵与不易。